每当看到互联网上的00后们被《法医秦明》、《白夜追凶》等犯罪题材网剧吓到魂飞魄散的时候。编辑部的85后男领导,都会满脸不屑地说一句:

之所以称其为“狠”,皆因当年的电视剧无论是题材、演员、拍摄手法,还是片中传达出来的诉求,都是当下的无法想象的。

《12.1枪杀大案》、《大案侦破警示录》、《命案十三宗》、《中国刑侦一号案》、《黑白大搏斗》……

对当年还少有渠道看国外R级片的少男少女们来说,这批在电视上经常出现的昏暗场景堪称cult启蒙。

它们拍摄手法独特、题材诡异,犯罪与暴力元素是其永恒的灵魂,只要台不小心调到那里,就一定会放下手里的遥控器。

女人笑眯眯拿把钳子钮狗笼的画面,和片头里在暗红色调中缓缓爬行的那只红色蜘蛛所带来的阴森感,也绝对称得上是一代人的童年阴影。

首先和当下中国电视剧中的罪恶都只发生虚构城市中的规律不同,狠片儿们走的是纪实风格,推崇的是实名制。

《12.1枪杀大案》讲述了1997年末,凶犯董雷在4个月时间里用民警丢失的配枪在西安连杀多人的真实血案。

比如《命案十三宗》每一集开头都会让剧中杀人犯的真实原型在镜头前讲述自己为何要杀人的一些前因后果。

而《12.1枪杀大案》更是把西安市支队全队的警员叫来,从头到尾实名本色出演,把侦破擒拿连环杀人悍匪的过程又重新演了一遍。

其实答案就在片尾字幕里,因为门就是这些剧的出品方之一,许多罪案刑侦题材电视剧的拍摄都得到了省、市乃至中央一级门的支持。

比如2002年的电视剧《中国刑侦一号案》记录的,就是在中国刑侦史上有坐标地位的杀人犯白宝山。

在1996年至1997年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刚出狱的他为了报复社会,先后抢劫3支,流窜在北京、河北、新疆等地射杀和群众15人。

作案手段之残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因此被列为“1997中国刑侦第一案”、“世界刑侦第三案”,引发了极大的社会轰动。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大地上日益衰弱的农村农业体系和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与突如其来的经济大动荡碰撞在了一起。

随之带来的波动几乎影响了所有人,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谋生,而彼时大批在下岗潮中一夜返贫的城市失业者,也在绝望中苦苦为生计奔波。

千禧之年,公安立案数量相比1999年增加了50%,其中黑恶犯罪增加了6倍,无数“独狼式”恶性犯罪也在不停涌现。

比如《12.1枪杀大案》里初到西安时在建筑工地打工为生的董雷,因为戳破了老板——每天花大钱找小姐玩乐、却连着两个月不给工人开工资——的窗户纸,遭到对方的一顿暴打。

董雷行凶是没有金钱利益驱使的,他先后杀害过11人,主要的杀人动机却是纯粹为了制造恐惧,让别人怕他。

可见在这个恶魔的心里也是存在惧怕的,只不过他惧怕的不是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而是比他更强的枪和。

就这样,无底线的恶,压迫带来的快感,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一种被社会见怪不怪、犹如呼吸般自然的潜规则。

知名度更高的《红蜘蛛》讲述了十个女人走向毁灭、受到法律严惩的真实故事,里面的犯罪者大多是些“不正经职业”的女性。

同年代的其他不少狠片中,也有过类似的剧情:打工妹们初到城市,工作还没找到就遭遇了一次抢劫,为了生存只能去酒店。

“有些人会说正当职业她不去做,非去当小姐,那肯定她个人有问题,但我发现有的人是真的没办法,她只能这样生存。”

如是,狠片们最内核也最发人深省的真实,不仅是那一桩桩穷凶极恶的犯罪,更是对在当时弱肉强食社会潜规则中沉浮的群像的记录。

比如《12.1枪杀大案》除了讲述杀人魔董雷的故事,就借一名饭馆老板之口,说出了当年西安街头一群孩子的生存状况——

他们绝大多数是辍学儿童,甚至是根本没上过学的文盲,来到西安后只能混迹于各种底层小饭馆靠打零工为生。

白天要遭受老板的打骂克扣,晚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夏天在饭馆桌子上睡,冬天就去混录像厅或者围着饭馆带有余温的煤球炉子熬过长夜。

两名蹲守嫌疑人出现,夜里忍饥挨饿还不能睡觉,只能靠抽烟提神,后半夜烟抽完了,去敲小卖部窗户买烟被老板以为是坏人;

两人硬抗到天亮去买水,又因为身上只剩一张大票了,卖水的老太太以为他是花假钱骗人的,就是不卖。

或许正是因为发出并记录下了这种真实而残酷的疑问,这些“狠片儿”们在今天看来是如此的弥足珍贵。

虽然和当下种种大制作的精良电视剧们相比,这一堆没有帅哥美女、没有锦衣华服、没有CP虐恋、没有背景音乐还经常穿帮,甚至连题材都消失了的电视剧是如此的简陋。

但它们就像一块中国电视剧的化石,永远用呛人的真实在提醒着我们曾经历过一个怎样的时代,有过怎样的教训。

作者 die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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