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第一部作品《雷雨》问世于1933年。1936年,他推出了《日出》。1937年和1941年,《原野》和《北京人》又相继问世。

“中国早期的现代文学奠基人,他们都是把翻译、阅读外国作品跟自己的文学作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现代文学自来到世上开始,就明显地带着世界文学的烙印。”而时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量的欧美作家和作品、文艺等已经被介绍、翻译到中国,无论是作家还是学者,对包括欧美戏剧在内的外国文学都已有了相当的熟悉,以至于有的评论者如刘西渭(李健吾)在谈《雷雨》时,直接从作品细节上的高度相似而推测出影响接受在曹禺剧作中的存在:“容我胡问一句,作者隐隐中有没有受到两出戏的影响?一个是希腊尤瑞彼得司(Euripides今译作欧里庇得斯——编者注,后同)的Hippolytus(今译作《希波吕托斯》),一个是法国辣辛(Racine今译作拉辛)的Phdre(今译作《费德拉》),二者用的全是同一的故事:后母爱上前妻的儿子。”接着又说明了这种想法产生的原因:“我仅说隐隐中,因为……那两出戏,写的是后母遭前妻儿子拒绝,恼羞成怒。《雷雨》写的却是后母遭前妻儿子捐弃,妒火中烧。然而我硬要说做影响的,就是作者同样注重妇女的心理分析,而且全要报复。”

其实,曹禺在自己撰写的一些作品序言和创作谈之类的文章中,从不讳言自己对欧美戏剧的喜爱、学习与借鉴。比如,曹禺曾反复提及契诃夫对他的影响。他在1936年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单行本《日出》所写的“跋”中有言:“我记起几年前着了迷,沉醉于契诃夫深邃艰深的艺术里,一颗沉重的心怎样为他的戏感动着。”1957年,曹禺在接受一次访谈时又提到:“契诃夫给我打开了一扇大门。我发现,原来在戏剧的世界中,还有另外一个天地。”1980年,在接受学者田本相的访谈时,曹禺先生再次强调了自己所受契诃夫的影响:“我喜爱契诃夫的戏剧,受过契诃夫的影响。……契诃夫那种寓深邃于平淡之中的戏剧艺术,确曾使我叹服。象他的《三姊妹》,每次读了都使我感动。在苏联莫斯科艺术剧院,我看过演出,更迷恋着他的艺术。”在发表于1982年的一篇讲话稿中,曹禺重申了契诃夫对于自己的意义:“对我影响较大的另一个剧作家是契诃夫。……他教我懂得艺术上的平淡。一个戏不要写得那么张牙舞爪。在平淡的人生铺叙中照样有吸引人的东西。读了他的作品,使你感到生活是那样丰富。他的作品……显得很深沉,感情不外露,看不出雕琢的痕迹。”“我写的《北京人》在风格上确实受契诃夫的影响。”

因此,从比较文学的视角观照曹禺及其戏剧创作自然会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成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曹禺研究中的一个“热现象”。从现今能找到的文献材料来看,这个阶段的研究者们对曹禺所受欧美戏剧影响的评说,无论是短篇剧评,还是长篇研讨,总体上表现为毁誉参半,莫衷一是。

有的评论者认为,在文学创作上,虽然“抄袭或模仿本不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曹禺的戏剧创作却没有多少创新性;称《原野》一作就是明显学习了奥尼尔的《琼斯皇帝》和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但这种学习“从技巧出发,模仿的成分太多,外来的成分占了上风”,以至于“太接近欧美的作品了……简直跟翻译的东西一样”。又有评论者认为:“那样眼睁睁的现实问题,他却一定要强调‘雷雨’,强调不可知的力量,强调不可逃的运命;明明是易卜生《群鬼》一类的题材,却—定要参杂上古希腊悲剧里的那种血统纠缠。……他的艺术思想,使他在艺术上的努力,取了不进步的方向。”栾星则从自身的阅读体验出发,说:“读《雷雨》之后的感觉,却是我读希腊悲剧的时候曾经被唤起过而且经验过的。所以我想到了《雷雨》正表现着原始希腊民族对宇宙的认识,正表现着希腊的悲剧精神。”然后从情节构拟、题材选择、主题表达三个方面,详细论说了“《爱底波斯王》(今译《俄狄浦斯王》)的情节,是唤起《雷雨》作者对剧情构思的唯一因素”,在题材上,“《雷雨》的作者,正是学自希腊,学自沙福克里斯(今译索福克勒斯)”,“作者对希腊文学的素养是相当的深。……《雷雨》里所表现的思想,我们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找不到它的植根处,而引起我们同感的,却是希腊悲剧,所以作者是在希腊思想中吸取了原料。即是作者当初真的不曾有意去模仿,但结果是模仿了”。最后得出结论:“《雷雨》不是国货,是泊来品,是得来自原始希腊民族的悲剧。”

需要指出的第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自有评论者言说曹禺的作品是对一些欧美戏剧的机械模仿时,曹禺是很快就做出了一些回应的,这也许可以视为当时文坛上作家与评论家能够良性互动的生气吧!比如,在1935年第2号的《质文》月刊上,曹禺发表了《〈雷雨〉的写作》一文,直言:“这个剧有些人说受易卜生的影响,但与其说是受近代人的影响,毋宁说受古代希腊剧的影响。至于尔说这是的腐旧思想,这自然是在一个近代人看,是很贴情入理的。但是假若我们认定这是老早老早的一个故事,在我们那Once upon a time的序幕前提下……于是这些狂肆的幻想也可以稍稍松了一口气,叫观众不那样当真地问个究竟,而直接接受了它,当一个故事看。”次年,针对有人“论断我是易卜生的信徒,或者臆测剧中某些部分是承袭了Euripids的Hippolytus或Racine的Phedre灵感”,曹禺态度鲜明地为自己做了“辩护”。他在1936年1月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雷雨》写了一篇长长的《〈雷雨〉序》。在该序文中,曹禺说,“我不能窥探这些大师们的艰深,犹如黑夜的甲虫想象不来白昼的明朗。……尽管我用了力量来思索,我追忆不出哪一点是在故意模拟谁。也许在所谓‘潜意识’的下层,我自己欺骗了自己:我是一个忘恩的仆隶一缕一缕地抽取主人家的金钱,织成了自己丑陋的衣服,而否认这些退了色(因为到了我的手里)的金丝也还是主人家的。……我想不出执笔的时候我是追念着哪些作品而写下《雷雨》”,并明确声称“我是我自己”。

当然,有很多评论者是认可曹禺的这种“自我辩护”的。特别的,有评论者高度肯定了曹禺对欧美戏剧的学习、借鉴。吕荧在发表于1944年的一篇文章里就以赞赏的口吻说:“从《雷雨》到《家》,作者运用欧美现代戏剧的技术,音乐,光,色彩,甚至于心理学,精神学,医学,这样坚实的作风至鼓励了增进了一般剧作的水准,同时贡献了真实的成就。……将欧美的戏剧技巧溶进中国的生活,这尤其是作者擅长的一面,根据Niggli的The Red Velvet Coat写出的《正在想》,除了精神氛围而外,人物,语言,行动,无一不是中国的。在曹禺全部戏剧作中充溢着的中国气息,以及风俗画的绘写,这是最可宝贵的收获之一。”“将欧美的戏剧技巧溶进中国的生活”——这可谓对曹禺戏剧创作上的“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一个有力注解了。

总的来看,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曹禺比较研究,众声喧哗中感悟式的短篇评论比较多,而且论者个人的好恶情感相当直露,无论褒贬,常以直抒胸臆居多,且文辞不乏犀利;但相对来看,系统性的、学理式的探究稍显不够。

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比较文学研究在国内一度陷入停滞,这一阶段曹禺戏剧的比较研究成果主要出现在海外,以香港学者刘绍铭的《曹禺论》为代表。《曹禺论》1970年由香港文艺书屋出版,收录了四篇论文,分别是:《〈雷雨〉所受的西方文学的影响》、《从比较文学的观点去看〈日出〉》、《〈原野〉所倡导的原始精神》和《废人行:论曹禺的〈北京人〉和柴霍甫的〈依凡诺夫〉》。刘绍铭敏锐地关注到曹禺剧作对外来文化的借鉴,指出“中国的小说家、诗人或剧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外来文学影响最特出的,首推曹禺”。他一方面承认“在中国剧作家中,他(指曹禺——编者注)是最受读者和观众欢迎的剧作家,而且,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不提话剧则已,一提话剧,曹禺不但占一席位,而且占极其重要的一席位”;另一方面则认为曹禺剧作在国内受到的评价过高,对曹禺的剧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刘绍铭用马洛、莎士比亚、莱辛、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诸大师能够在借鉴外来文化时“在旧瓶上注上新酒”,来批评“曹禺的问题,不在于偷了大师们的金线,而是未能好好地利用这些金线”。应该说,这对于写作《雷雨》时不过二十岁出头的曹禺而言未免要求过苛,但是他的批评文本熟练地运用了渊源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方法,观点尖锐明晰,论述条理分明,为曹禺剧作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可贵的方参考,同时,这部论著也让更多的海外研究者关注到曹禺及其剧作。

作者 die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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