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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康熙皇帝经过学习,认识到西方测绘方法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遂请传教士指导中国的测绘人员对其统辖的疆域开展测绘,最终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完成包括对西藏在内全国疆域的地图编绘,形成当时世界上绘制地域最广、最准确的地图:康熙《皇舆全览图》。康熙认为,西方的测量方法源于中国:“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术也。其名色条目虽有不同,实无关于历原,皆系于岁修。”这种“西学中源说”影响到后来的学者,清末朱正元甚至提出《西法测量绘图即晋裴秀制图六体解》。朱正元将准望解释为测经纬度,并证以《周礼》中的“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而《考工记》中已记载了类似西人使用的水准来测量;道里则“与西人测三角无异者”,证以勾股原理;西人有测高差的方法,朱正元证以元代郭守敬就已测量海面到京师的地形高下,并以此推知裴秀也已有高下之测量。
债券发行中的虚假陈述案件是近年来金融市场中的高发类案件,引起了我国各级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债券发行中虚假陈述行为的规制重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虚假陈述的认定,二是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尤其是赔偿责任的认定及分配。就虚假陈述的认定而言,核心在于明确虚假陈述的构成要件并在个案中予以准确识别。在本案中,认定债券发行中虚假陈述的关键是判断发行人、承销商、中介服务机构在信息披露上存在错误、遗漏或误导。就法律责任的认定及分配而言,核心是承销商、中介服务机构对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判断和分配。发行人、承销商、各中介服务机构在债券发行中的角色、职能、应尽的勤勉义务和注意义务、获益程度、归责原则和过错程度均有所不同,在责任分配上应当予以综合考虑。在以民事赔偿责任为核心内容的案件处理中,赔偿责任的分配是比违法认定更加重要、更加复杂的问题,对个案中的处理方法进行总结并以类案的方式予以推广,对于完善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重要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本案涉及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虚假陈述,其在涉案规模、行业影响、社会影响等方面均具有特殊性,应予以针对性的法律完善。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金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强化政治监督是纪检监察机关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也是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新征程上,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紧围绕服务保障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推进政治监督的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全党上下自觉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